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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行業:從“釣魚執法”說開去 |
| 發布日期：2010-10-09 21:34:14 來源：中國機床網 瀏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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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10月14日，上海浦東發生的一位名叫孫中界的司機因涉嫌非法營運斷指以證清白的事件，使上海及乃至全國交管部門打擊“非法運營”的執法行為受到公眾廣泛的質疑。到10月26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舉行新聞通氣會，通報“孫中界事件”的調查報告和區政府關于此事件的處理意見，認為有關部門在執法過程中使用了不正當取證手段，要求終結對該案的執法程序。同時為10月20日公布的與事實不符的結論，向社會公眾作出公開道歉。
這一事件暴露出某些部門在一些看上去、聽上去正當的理由下，使用了不正當的手段，以至事態走向了某個不正確的極端。有關部門認為，乘坐黑車使乘客的生命財產安全無法得到很好的保證，使依法營運的出租車市場被擾亂，使政府的稅收流失等等。這些理由都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為什么會長期存在這樣的黑車市場呢？別的不說，難道有如此之多的老百姓愿意置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不顧去選擇黑車作為交通工具嗎？
“根據警方近期調查來看，從事非法營運的車輛大部分在人流密集、需求量大或乘客不方便，交通不發達不配套等重點區域。此外，在口岸、汽車站等重點部位還較突出。”可見，所謂“非法營運”打而不絕，那是因為有強勁的市場需求，就像改革開放前“割資本主義尾巴”打擊販賣小商品和糧食的“黑市”一樣，群眾的基本需求決定了供給的頑強。
對于黑車存在的原因而言，也許就是所謂公共交通體系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上海的軌道交通、公共交通的布點與居民的居住分布之間還不是那么的協調，一些居民區與這些公共交通站點之間就是相差那么最后的一、二公里。用上海市政協委員屠海鳴的話來說，據調查目前上海有出租車48000輛，但黑車卻達到了10萬輛，這10萬“黑車”司機中，有20%是上海本地人，70%是外地人，10%是在上海有工作但收入不高的人群。“黑車數量如此龐大，一方面也是因為‘最后兩公里’、‘最后一公里’的公共交通供應不足。”
最后一公里(Last kilometer)，在英美也常被稱為Last Mile(最后一英里/最后一公里)，原意指完成長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被引申為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最后的而且是關鍵性的步驟(通常還說明此步驟充滿困難)。
我就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刀具制造行業。
我們的刀具制造行業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山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理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等，都經常有關于刀具材料、刀具設計、刀具制造和刀具應用的成果，而我們的許多刀具制造企業也引進了不少刀具制造設備，但我們國內的刀具設計制造水平為什么還是不那么高呢？
我個人認為，我們高校的研究成果與企業應用之間也許也有這么一個“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就拿制造來說，我們高校的研究成果，大多數是離不開實驗室的。但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畢竟與實驗室有很多不同。比如實驗室研究刀具的一些結構性能的時候，為了達到研究目的可以不那么考慮成本的因素，但企業是需要盈利的，成本因素就成為一個及其重要的因素。過去我在肯納金屬服務期間，有一次有媒體問到肯納金屬能不能供應納米級的硬質合金材料時，記得肯納金屬刀具部門負責研發的一位副總裁的回答大意是，制造納米級硬質合金現在還停留在實驗室階段。也就是說，肯納金屬可以在實驗室做出納米級的硬質合金，但要把它作為產品，其成本幾乎是市場上無法普遍接受的。
實驗室和生產經營環境的另一個巨大的差別是產品的穩定性。作為實驗室成果，我們只需要這個產品可以制造出來，哪怕是千里挑一甚至萬里挑一。但生產經營則完全不一樣。它必須考慮能夠持續穩定地生產出質量波動非常小的產品。這就有可能使實驗室的生產工藝和生產經營環境的生產工藝有著巨大的差別。而我們高校的研究人員則有相當一部分對此研究不足，難以對生產企業這方面的需求提供有效的幫助。
同樣，我們的制造企業對高校成果的吸收消化也有很多不良之處。他們有些不知道高校能夠為他們提供點什么，有時甚至是用一些有些片面的觀點去對待高校的成果、對待高校的畢業生。我曾經接觸過某國內制造企業的成員，他們在有了他們的第一位博士之后，片面的認為博士應該是什么都懂的人，遇到博士有不了解的專業知識就認為這些博士也不過如此，是浪得虛名之輩，從而在與高校的合作中有的只是裝裝門面，難以從雙贏的角度去展開合作。
當然，就刀具制造領域的這最后一公里而言，可能是難度頗大的一公里。
首先是我們研究、從事工藝人員的人數嚴重不足，原來研究工藝的人員流失也非常厲害。前些天在上海大學參加一個關于現代工藝與刀具的研討會，上海大學的學術委員會主席、原該校黨委書記兼常務副校長方明倫教授就對此頗有看法。
方教授坦言，現在的年輕同志，扎扎實實搞工藝搞刀具的很少。有些可能搞些理論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更少。他認為，現在的好多博士理論上有基礎，但是工程能力不夠。并且他說，這不是我個人的觀點，全國高校的領導們、教授們都有這個看法，他也相信行業里的許多老同志也會對此有同感。
方教授援引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原復旦大學校長、原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長楊福家教授在中科院上海分院成立60周年報告會上的一個觀點。在那個報告會上，楊院士中科院應該帶頭取消發多少篇SCI論文才能拿學位的規定。方教授顯然是贊同這個觀點的，他認為，工藝和刀具問題最要花力氣，最要花時間，往往成效來得比較慢。而搞工藝的人往往文章寫不太好，因為那個花時間很多。方教授說，他認為工藝這個事非常重要，希望高校和企業的大家都來共同重視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筆者認為，實際上，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體系下，在企業里許多工藝成果是商業機密，是企業重要的競爭力所在，是不能拿出來發表的。我們現在的管理體系，特別是職稱評定，是非常不利于鼓勵工程技術人員去潛心研究工藝，去努力改進制造工藝的。為了評定職稱，外語考試和論文要求消耗了工藝人員大量的時間，使得他們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學習新的工藝知識，研究工藝問題，從而解決工藝問題。
筆者本人曾經從事刀具制造工藝多年，對此深有體會。許多工藝成果，是許多年、許多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它的誕生常常也是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而且這些試驗又大部分是在不能影響正常的生產秩序下見縫插針式的進行，最后積累出一些工藝上的訣竅，也就是所謂的“Know How”。當時企業的產品結構幾乎無秘密可言，主要的數據都在國家或者行業標準上，其它參數也大多一測便知。其產品的競爭力就在于工藝流程、工藝裝備、工藝參數等等。由于工藝相對比較先進，企業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制造產品，或制造出更穩定、質量更高的產品，從而更符合客戶的需要，更有市場競爭能力。我們現在許多企業，在仿制國外一些比較先進的刀具產品時，由于缺乏對這些制造工藝細節的研究，缺乏理解，只是依樣畫葫蘆，生吞活剝，因此制造質量普遍存在不小的差距。
我們制造企業的工藝人員，對于制造技術的進步也往往缺乏了解。
我們許多人員的基礎知識并不缺乏，但是缺乏將這些知識運用到制造工藝的能力。在幾年前，我開始試圖用一些工程技術人員普遍了解的知識去講解工藝(主要是刀具應用)，還是收到了一些效果。比如，我用工程技術人員普遍學過的材料力學的懸臂梁變形公式講解刀具選擇的一些因素，讓學員了解各個因素的具體措施、影響程度、以及交互作用，從而在選擇刀具時有更全面的考慮。后來，就不止我用這個方法，其他的培訓師如伊斯卡中國的技術總監吳江先生也用了這個方法。我們認為，這對刀具客戶如何理解選擇刀具是有效的，對刀具設計人員如何設計刀具也是有效的。
那為什么雖然這些基礎知識每個學工程技術的、搞工藝的都學過，但長期以來卻不能把它們應用到工藝中去呢？我認為就是缺乏這最后一公里。高校的教育在許多地方還是缺乏融會貫通的，尤其是一些從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后一直在學校，并從來沒有深入過生產現場；或即使到過生產現場也對生產缺乏興趣缺乏了解的教師，他們本身對生產、對工藝缺乏必要的了解，期望他們能夠融會貫通地講解基礎知識與現場工藝的結合，恐怕要強人所難了，學員也就只能一知半解了。而現在有許多高校在招教師的時候又非名牌大學博士、博士后不可，這種做法對提高科研水平也許的確有利，但如果沒有有效的補救措施，會使這最后一公里被拉得更長，變為最后二公里、三公里，與生產實踐的脫節越來越嚴重。
我想我們必須重視這制造技術的“最后一公里”，因為我認為只有解決了這“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我們才能由制造大國變為制造強國，實現我們許多制造業者的夢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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